多少往事烟雨中——我的父亲陈占祥（节选）
作者：陈愉庆（陈占祥之女）
陈占祥
引言
去国多年，我与北京飞速发展的年代擦肩而过。我仿佛成了故乡的异乡人，一切恍若隔世。
记得好像是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我们有能力建无数座曼哈顿、纽约，但我们永远没有能力建第二个北京。一位看过北京旧城改造后的德国历史学家说了一句话：“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曾经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你们也不会再有了。”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话更令人刻骨铭心：北京没有毁于战争，没有毁于革命，而是毁于建设。
十七至十八世纪，北京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规划最科学、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国首都。至今西方大学建筑系的教科书中，北京古城规划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虽百年积弱，千年古都屡遭兵燹，遍体鳞伤，但承载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城市肌体尚存。新中国的襁褓时代，激情满怀的梁思成先生和我的父亲陈占祥，曾坚信他们有能力让这座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市。建国初期，担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和任职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的陈占祥正值盛年。一九五〇年时梁思成先生四十九岁，父亲三十四岁。同在欧美留学的背景，专业上的志同道合，使父亲与年长他十多岁的梁思成夫妇结成忘年之交，共同肩起了制定新北京规划的重任。
我的童年在父亲和梁思成、林徽因、程应铨等一大批建筑师身边度过。曾亲耳聆听他们动情描述古都北京规划的蓝图，慷慨评点巴黎、伦敦、莫斯科、列宁格勒规划的短长；林徽因娓娓述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考察中国古建筑时风餐露宿的艰辛；父亲笑谈他连续数月埋头苦读于剑桥图书馆，在饥肠辘辘中写出发表在英国著名杂志《建筑评论》上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童年的我曾兴奋地围着家中一张明式花梨木大餐桌团团转，目睹他们把一件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模型排在大桌子上，热烈讨论每种设计的利弊得失。多少次争得面红耳赤、翻江倒海，转瞬又笑逐颜开、云淡风轻。有时半夜醒来，仍可看到客厅里灯火通明，不知父亲躬身在绘图板上赶制什么鸟瞰图、立面处理示意图之类。母亲默默陪坐在一旁织毛衣，不时起身为父亲的茶杯里添着开水，递去一小碟他喜欢的核桃姜汁饼干。
那大概就是父亲和梁思成先生联手通力打造《梁陈方案》的日子（一九五〇年二月，梁思成、陈占祥联合上书《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那段岁月，想必是他们生命中的节日吧？他们把积蓄于生命中的智慧、激情和能量，都绽放于这份《梁陈方案》里。这是两位受过完整系统西方教育的中国建筑师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们奉献给古都北京的一份未来发展的蓝图。梁先生是中国建筑学界的泰斗。《清式营造则例》、《图像中国建筑史》使他成为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父亲留英八年，师从世界建筑大师贺尔福教授和“大伦敦规划”主持人阿伯科隆贝爵士攻读博士学位，参加完成了二战后英国南部伯根翰、邦莫斯等三座城市的区域规划。不满三十岁的中国人陈占祥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的会员，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
《梁陈方案》是一份将与这座伟大古都共存的历史性文件。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五日，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见证——再现古城门》的节目中，新华社记者王军说，在复建的永定门前，应该为梁思成、陈占祥二位先生立一块纪念碑，纪念《梁陈方案》的失败。这份失败的《梁陈方案》，“是一份全面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议书，所包含的内容正是世界最先进城市发展的科学理念。”（王军《城记》）
关于《梁陈方案》的论述已经很多，作为陈占祥的学中文的女儿，我对专业性极强的建筑规划不敢妄加评论。但我觉得，父亲陈占祥不是《梁陈方案》中的一个符号，一个空空洞洞的名字。他是一个严格遵从科学理念的规划师，是被称为中华文化瑰宝的伟大古都的守护者，他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各种复杂人性的普通人。他一生经历的悲喜，是一个高潮迭起的传奇，但那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的命运。他的家庭和阅历，他的教育背景，他的社会关系，都是构成他性格和命运的总和。这也正是我把点点滴滴的记忆化作文字的初衷。
两位导师的厚望
在中国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大厅里，摆放着四尊青铜塑像，以纪念中国建筑领域具有开拓性的四位代表人物。他们是：铁路建筑师詹天佑，建筑师梁思成、杨廷宝，规划师陈占祥。
城市规划是一座城市以及周边地区建设发展的综合性计划。其中包括：确立城市发展性质、规模和用地范围；制定产业、居住、道路交通、公用设施、文化教育、环境卫生和商业服务业的建设标准与布局，以利城市沿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环境卫生的方向永续发展。
一九四六年，正在伦敦读博士学位的父亲接到北平市国民政府建设局局长谭炳训的聘书，请他回国编制北平都市计划。
“我当时不敢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阿伯科隆贝，因为不敢相信这样的好运气会落到自己头上。”多年后，父亲曾对我这样说。
他的导师阿伯科隆贝爵士是享誉世界的“大伦敦计划”（GreaterLondonPlan）的主持人。二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英国也不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大城市已经显现出工业革命前期城市发展中许多走投无路的困境，二战的破坏更加重了危机。阿伯科隆贝渴望在战后废墟上建起一座新城，让新的规划摈除老伦敦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贫民窟蜂起、失业率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种种弊端。在“大伦敦计划”中，他实践了在世界规划界酝酿已久的城市功能“有机疏散论”，即把超负荷的城市功能疏散释放到大都市周边的小城镇及区域。此前，大都市周边的小城镇仅供居住，称为“花园城”（Garden City）或“卧城”（DormitoryTown）。阿伯科隆贝的“大都市/区域计划”——亦称大都市圈计划（Metropolitan Region Planning ），对伦敦周边各小城镇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对各新城镇的功能范畴做了合理的安排，一改“卧城”仅供居住的弊病，为具有各自独特功能的新城镇，创造了居民就业的机会。这一改变，为人口膨胀的伦敦市找到了人口外溢的渠道，使大都市与周边区域形成一个功能互补的有机体。
“大伦敦计划”实施之后，伦敦人口从一千二百万下降到七百多万。这一行之有效的科学理论与实践至今被世界各国仿效沿用。现在，世界上许多大学的“都市规划系”被称为“城市与区域计划系”，阿伯科隆贝的名字也因此而载入史册。根据导师的这一理论，父亲参加并完成了英国南部三座城市的规划。由于成效卓著，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第一次吸收一个中国年轻人成为它的会员。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父亲于一九四六年收到了北平国民政府邀请他编制北平规划的聘书。
父亲回忆说，阿伯科隆贝得知这个消息时满面春风，“天哪，查理。你要成为北平的规划师？我都要以此为荣！机不可失，快回去吧，大北平规划将是你最好的博士论文。我等候你凯旋！”
在十九世纪之前，作为两代王朝的帝都，北平一直是世界上同时代城市中的佼佼者。封建的专制集权，反倒构成都市统一规划的强大优势。它拥有帝国首都的一切功能，而这些功能的布局又完备合理，天衣无缝。担负着中国封建王朝政治体制、朝仪礼制、宗教祭祀、武装警卫、文化教育、市井商贸、金融服务、后勤保障、仓储作坊等一系列功能的建筑群，使这座城市成为蕴藏浩瀚中华历史文化信息的宝库，吸引着全世界规划师的目光。能为这座伟大的城市制订规划，该是多么幸运！做好北平规划，不仅是父亲的梦想，也是他的两位导师，一对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对他的殷切期望。那时的父亲真是福星高照。他有幸成为世界上两位学术巨擘的弟子，又有幸成为世界名城北平的规划师，满天霞光照耀着二十九岁中国学子的锦绣前程。
父亲的另一位导师贺尔福勋爵是唯一进入英国贵族院的建筑师。在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就读城市设计硕士学位时，父亲曾师从该系的系主任贺尔福教授。贺尔福在建筑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英国建筑学界德高望重的建筑大师和教育家。杰姆斯.斯特灵（James Sterling ）、考灵.罗（Colin Rowe）、罗伯特.麦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 ）等一批在二战前后雄视欧洲的杰出建筑师，皆出于贺尔福主政时的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一九四二年父亲当选为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时，考灵.罗和罗伯特.麦克斯韦尔不仅是父亲的亲密学友，也是父亲主持学生会活动中的积极支持者。
由于贺尔福的崇高威望，逝世后被葬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地宫。那是英国人心中的圣地，里面安葬着在滑铁卢战胜过拿破仑的惠灵顿公爵，领导英国人击败了德国法西斯的邱吉尔首相，还有邱吉尔说的，他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的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在安息着诸多“英格兰民族之魂”的地方，长眠着父亲敬爱的导师贺尔福。
父亲读研究生期间，贺尔福亲自把这位中国弟子请到他家里长住，这让许多冷漠的英国人大惑不解，但这位中国学生很快成了贺尔福英国家庭中的一员。只要没有空袭警报，贺尔福家的下午茶沙龙，就是父亲最好的课堂。他的丰富知识、思维方式，甚至襟怀气质，得益于青年时代朝朝夕夕对他耳濡目染的贺尔福沙龙。
梁思成
梁思成先生曾对知识分子沙龙予以很高评价，他说：“不要轻视聊天，古人说，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从聊天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过去金岳霖是我家的座上客，他、林徽因和我三人常常在茶余饭后海阔天空地神聊，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思想，是平时不注意的。学术上的聊天可以扩大你知识上的视野，养成一种较全面的文化气质，启发你学识上的思路。聊天与听课或听学术报告不同，常常是没有发表的思想精华在进行交流，三言两语直接表达了十几年的真实体会。许多科学上的新发现，最初的思想渊源是从聊天中得到的启示，以后才逐渐酝酿出来的。英国剑桥七百年历史，出了那么多大科学家，可能与他们保持了非正规的聊天传统有一定联系。不同学科的人在一起喝酒、喝咖啡，自由地交流想法、看法，聊天之意不在求精，而在求旁通。”父亲说，没有感同身受的人，很难对沙龙做出这样精准的评价。
在导师家中，父亲很快学会了烹制大吉岭茶、阿萨姆茶或格雷伯爵茶来招待导师的客人，也学会了烘栗子蛋糕、野山楂派、烤核桃姜汁饼干。战时供应困难，栗子、核桃都是稀有之物。山楂是从弹痕累累的荒村野坡上拣到的。野山楂很小，只有一粒白果那么大，但晶莹剔透，像一颗颗鲜红的玛瑙。一次，一位来自法国北部的客人带来一包生栗子，沙龙的全体客人们一边喝茶，一边人人动手剥栗子壳，为蛋糕准备原料，戏称这是“以团队精神烘焙的二战蛋糕”。
父亲说，沙龙像个小联合国，聚集着利物浦大学及英国科学文化界的精英，也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国的博士生。轻松愉悦的聊天里，有广博的知识和智慧，有睿智的幽默和感悟，有妙语连珠的思想接力，也有动人心弦的浪漫激情。就像在群星璀璨的夜空中遨游，不知哪一句笑话，哪一桩感慨，哪一个故事，就突然让人灵光乍现；转瞬即逝的火星，蓦然迸裂出一枝独秀的思想花朵。父亲后来刊载于英国《建筑评论》及发表于利物浦大学《都市计划评论》中两篇论文的选题，都孕育于沙龙的“侃大山”。
谈及本国的建筑史、建筑规划史，连来自巴基斯坦和波兰的博士生都能在沙龙中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而父亲却只能沉默。半个多世纪后，在康奈尔大学林中别墅的壁炉边，许多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父亲和我促膝长谈他的人生路途，我才一步一步地走近了父亲，才知道我曾经多么不了解他。
父亲说，中国的古建筑史、建筑规划理论，写出来应该是浩如烟海的鸿篇巨著；极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中国建筑，是世界多元建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可是数千年来，中国的科举只考道德文章，虽说“学而优则仕”，但学的都不是自然科学。连下旨编纂《四库全书》的乾隆，也把科技书籍与小说戏曲一起列入不登大雅之堂者流，只在“子部”中收录了极少的农、医、天文、算学类的科技著作。不注重发展自然科学的王朝，怎么可能强盛？怎么可能长治久安？又怎么可能不被船坚炮利的殖民者欺凌？我们有大名远播的古都长安、北京、开封、洛阳，我们有无数辉煌的古建筑群；中国古建筑的成就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然在中国帝王及士大夫眼中，此乃不足挂齿之匠人雕虫小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没有一部自己的古建筑史！
英国著名建筑史家佛格森(JamesForgusson)曾鄙夷不屑地说：“中国建筑和中国的其它艺术一样低级……对他们来说，色彩比造型更重要。在艺术的低层次上做到这点简单易行，但对于高层次的艺术来说，则另当别论。”还有许多不堪入耳的评论，让父亲心潮难平。不仅为祖国，也为自己。西方建筑师的偏见源于他们对中国建筑的无知，而他们的无知，正是因为中国建筑师没有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有什么。父亲说：“我无颜指责谁，因为我本身就是学建筑的中国人，我只能深深地抱愧国家，抱愧先人。但是，写中国建筑史谈何容易，这是一项多么浩大繁复的工程！”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一九二九年，曾任北洋政府内政部长的朱启钤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先生应聘为该社的研究员和法式部主任，一批建筑精英正从研究宋朝建筑巨匠李诫的《营造法式》入手，考察中国的古建筑史。父亲对于战火中仍为事业艰苦奉献的中国同仁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期待。可对于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华建筑文化，身在异邦的父亲又该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可以从现有的资料中总结出中国建筑及规划的理论，此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做过这件事。我至少能为中国建筑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父亲说。
一九四二年暑假，李约瑟教授从重庆回到英国，准备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父亲向他谈及自己的愿望。这位英国生物学家、中国科技史专家立即建议父亲去从《古今图书集成》中寻找线索。
李约瑟教授对父亲说，研究中国的建筑，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的视角。东、西方的审美、价值观都相距甚远，假如追随西方人的标准来研究中国建筑，你一定会失去自己。“自己”就是个性，个性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个性的研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语重心长地叮嘱父亲：“你必须让中国建筑发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
父亲说，这就是越有民族性的东西才越有国际性。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的东西不是鹦鹉学舌。要把好的东西吃下去，经过消化之后变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是生成了新物质的化学反应；东拼西凑的“混合物”是最简单的物理现象，不足取。齐白石老人有一句话说得剔肤见骨：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似”是一种毫无创意的模仿。
一九四二年夏天，父亲是在剑桥大学的图书馆里度过的。康熙亲自下令组织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梁思成先生的《清式营造则例》等著作给了他诸多启发。那是一段不知晨昏饥饱的日子，他甚至常常饿得饥肠响如鼓时才知道午餐、晚餐时间都已经错过了。但剑桥浩瀚的藏书给了他丰盛的精神食粮。
父亲认为，中国建筑对风水的高度重视，决不是什么浅薄的迷信，那是一门高深的科学，只是被江湖术士和愚氓们曲解了。对风水的严格考量表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智慧，表现了中国建筑对自然的敬畏、尊重与融合。
我国优秀的传统建筑，小到民居、庭园、回廊牌楼，大到宫殿、宝塔、寺庙、陵墓，都高度重视建筑布局和大自然的天人合一。在布局上，建筑尽量顺乎自然，充分利用水光山色、树木丛林和丘陵谷壑等自然形态，在有限的物质空间中营造开掘出无限的视觉与心理空间，使建筑美与自然美融为一体，达到天与人情意相通、情景交融。譬如北京的四合院居室坐北朝南，庭前植树，冬季树叶散尽，阳光无遮无挡地洒满房间，居者可充分享受大自然赐予的温暖。夏季浓荫如冠，朝南的居室亦受不到阳光的直射。祖先的智慧，使四合院沐浴着冬暖夏凉的大自然恩泽。而西方的建筑，很少顾及建筑物与阳光、风向和水流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的建筑思想体系中，表现这种建筑意境的语言其实非常简洁，那就是以最简单的木结构开间为基本模数。但这最简单的基本模数却可以通过排列组合创造出无穷尽的大千世界。正如科学家伽利略所说的：“数字是上帝用以描绘世界的基本语言。”犹如简单的“零”和“一”可以构成计算机要表达的万语千言一样。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目的很明确，即充分利用和表达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数千年来，中国建筑就是用各种建筑语言来与自然、与人进行交谈对话的载体。中国的诸多名胜古迹、亭台楼阁，总会有无数对联诗句或词赋伴随其间。这些诗词歌赋并不仅仅是装饰，而是对此时此地建筑物与自然相融合的环境设计的评价，表达了这种环境在古代骚人墨客中留下的心理印象和情感反馈。父亲说，林徽因创造性地称之为“建筑意”，即建筑之意境。数世纪以来，这些诗词歌赋为中国建筑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而出色的建筑创作又为中国文人和艺术家们提供了无尽的灵感。西方人海德格尔对建筑的理解居然与遥远的东方建筑意念不谋而合。海德格尔认为，建筑就是容纳聚集“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物”，人类以在物中逗留的方式而实现自己“诗意栖居”的梦想。他说：“在‘物’那里的逗留乃是在四重整体中的逗留，是四重一向得以一体地实现的唯一方式（《海德格尔选集》三联书店，孙周兴译）。”
从正统方面论述，模数的排列组合也可以用来表现封建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形态。譬如故宫，他就是封建王朝的礼制在建筑上的具体表现。这种建筑表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话。我曾听父亲讲过一个外国使臣出使中国的故事。乾隆年间，自认为是泱泱天朝的乾隆爷要求外国使臣在谒见中国皇帝时必须三跪九叩，该使臣执意不从，自己亦是一国之使，岂有下跪之理！该使臣穿过天安门、午门等一道道铜墙铁壁的大门，连绵不绝的宫殿森严雄伟，登上如天梯般的石阶，更觉自己渺小如蚁，在刀枪明晃晃、双目如虎狼的卫队中穿过，不禁又加了一层胆战心惊。当该使臣在高大阴森的大殿中见到乾隆时，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这是建筑群对其心理的压迫，建筑群所能释放的意蕴就是建筑与人的对话。这种对话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
中国古代建筑与西方古典建筑的最大区别是，中国建筑及城市多由功能齐全的建筑群组合而成。平面上疏密有致，空间上起伏呼应。造成平面与空间处理上充满音乐的节奏感，浑然天成的内在韵律使整个建筑群和谐优雅，把这种组合推向具有高度艺术审美价值的极致。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群就是最好的例证。
陈占祥与家人在一起
父亲还曾和我天南海北地谈起许多东、西方文化的有趣差别。
他说，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表现在思想、文化艺术甚至建筑上也是防御的、封闭的。这与向外扩张的西方海洋文明有天壤之别。大至国家，有万里长城包围塞北疆土，有壁垒森严的城墙包围城镇，有高高的围墙包围私人的宅院。城府森严，既形容建筑，又形容心态。甚至我们的包子、饺子、馅饼、汤圆，也是深藏不露、含蓄内敛的，你不打开它，就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馅料。自己耕种，自己收割，自己养畜，自己酿制……自己把大门一关，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各种生息功能齐备。不同功能的建筑群，构成完全自给自足的独立城郭。兵临城下，即使围困一年半载，亦不妨碍城内居民的生存。历史悠久、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把这种封建生活形态和文化品相发展到顶峰。
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生产关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文化差别就更大了。海外扩张使他们的文化充满开放意识，因而也出现了对多元文化的认同。开放和多元是自信的标志。他们的大学没有围墙，他们的住宅没有院墙。白宫或国会大厦可以购票参观。国会议员们的会议，参观者可以驻足聆听。他们的“匹萨饼”馅料花花绿绿地铺在面上，一目了然，任你选择或挑剔。开放必然导致多元，但多元要求更广阔的视野和襟怀，这来自于实力的强大。
“文化和地域也有关系吧？”我问，“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紧密相连，可地域也和经济密不可吧？”
“当然。”父亲说，“农耕和游牧的生产方式不就是地域的产物吗？还有，不知你注意到没有？秋天去香山赏红叶，那是清一色的红，春天是清一色的嫩绿，夏季是清一色的墨绿。简直好像土壤里就孕育着接受某种大一统的基因。集体随大流，集体赶时髦，集体一窝蜂上。但谁也不能标新立异，不然就枪打出头鸟，就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可纽约呢？一年四季，树叶颜色从来都是不同的。尤其到了秋季，漫山遍野就像在举办狂欢节。你不觉得千万株树就是去赴盛大的舞会吗？大家都用最美的色彩精心装扮自己，赤橙黄绿青蓝紫，绞尽脑汁让自己与众不同。几乎每棵树都是有个性有特色的，即使同一个树种，同一季节的颜色也不尽相同。这就是地域不同带来的差异吗？难道什么特殊的基因蕴含在他们的空气、土壤、水质中，连树木都追求个性化？”
和父亲围炉夜话的日子，成为我快乐难忘的人生记忆。
梁思成
父亲说，剑桥图书馆，成就了他两篇论文的初稿。
多年后，梁先生曾告诉父亲，他下决心要为中国写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起因和父亲极其相似。
完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硕士学位后，梁思成和未婚妻林徽因同赴哈佛，决定以《中国宫室史》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因为在留学期间，他们亲身感受到西方同行和公众对中国建筑的偏见，而在偏见上生出的歧视与贬斥更令人不堪忍受。
梁先生说：“我们有责任让世界知道，在西方古典建筑、哥特式建筑这两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体系之外，还有一个高度发达的中国建筑体系与它们并存于世。”当时哈佛图书馆里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料，即使有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建筑的论述，也基本是一知半解。梁先生毅然决定回国，实地考察，收集资料。最后，这项考察成了梁思成夫妇大半生的长征，原计划写的博士论文《中国宫室史》成了浩瀚的《中国建筑史》。
父亲对我说：“考察期间的艰苦卓绝，是你们这代人无法想像的。我们感谢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让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建筑史，这部书是一对同祖国共患难的优秀学者，用性命写出来的。他们的坚韧执著，他们在国难当头时的高贵节操，永远令人敬仰。”
在贺尔福家的耳濡目染，使父亲原本纯熟流利的英文，在遣词造句上更加从容优雅。美国锡拉丘斯大学赛明斯.马文教授夫人魏玛明.塞塔曾对我说：“陈先生的英文，让人想起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那种典雅，连以英文为母语的人都很难达到。”
贺尔福的沙龙也大大开阔了父亲的眼界和人脉。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教授，著名英国建筑评论家尼古拉斯?潘胡斯诺爵士（Sir Nicolas Pevsner），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利物浦交响乐团著名的指挥沙詹特爵士（Sir Malcolm Sargent），英中友协会长法格森(Fargueson)，沃灵顿主教(Bishop of Warrington)等诸多英国文化名人，都是在贺尔福的沙龙里与父亲结下了友谊。
当父亲在贺尔福身边完成了硕士学位之后，导师推荐他去伦敦大学跟随阿伯科隆贝爵士攻读博士学位。贺尔福诚恳地说，在城市规划学方面，他是阿伯科隆贝的“学术继承人”。都市计划需要“都市计划立法”和“区域法”（Zoning Ordinance ）来实施，阿伯科隆贝是英国都市计划立法方面的创始人。
离开英国前，父亲去向恩师告别。得知父亲要回国去完成北平规划，贺尔福脱下自己厚厚的黑色羊绒长大衣穿在父亲身上，“留个纪念吧，查理！”贺尔福拍拍这位自己视如孩子的中国学生肩膀，深情地说，“我等着那一天：你在全世界的舞台上拉开帷幕，让人们看到中国最古老的帝都北平，焕发出耀眼的光彩！”
父亲泪流满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父亲的很多照片里，都可以看到那件黑大衣。
在课堂上，在利物浦夜晚的炉火边，在下午茶的沙龙里，他们多少次地谈到过这座辉煌的城市北平，这座数百年前就有着严谨完美的规划，被世人称为另一部《永乐大典》的伟大城市——不知在战火和铁蹄蹂躏下的故国古都是否已经面目全非？这才是他最担心最牵挂的。
身穿导师大衣的父亲紧紧拥抱了贺尔福，心中默默地说：“为了梦想，我愿付出一生！”
想不到，一念成谶。这也成了他与导师的诀别。
陈占祥
李约瑟教授对父亲说，研究中国的建筑，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的视角。东、西方的审美、价值观都相距甚远，假如追随西方人的标准来研究中国建筑，你一定会失去自己。“自己”就是个性，个性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个性的研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语重心长地叮嘱父亲：“你必须让中国建筑发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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